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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代理与思考

发布日期:2013-01-09  点击率:1200

广东潮润律师事务所 郑会新
一、案情简介
原告郑某自1993年1月30日开始向村承包经营白石机耕路末端东南侧排水涵口处鱼池20亩。但被告某纸品厂自1995年投产以来,由于其排放的工业废水没有经过排污处理,直接排入原告汲水的练江河道“北港沟”,造成原告鱼池鱼类无法正常生长、收获。而在1996年初甚至出现鱼池水受到污染,鱼类大面积死亡的严重情况。
原告自1996年至1999间共投入草鱼、鲤鱼、鲢鱼、乌鱼、鲫鱼等八种鱼苗进行养殖,总价值人民币302870元。由于鱼池水受到污染,使原告无法正常收获,给原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12870元。为此,原告曾多次向村领导及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要求解决纸品厂污染问题。但被告污染问题一直久拖未决,对原告的侵权行为仍然在持续。原告在万般无奈情况下,于99年4月向多级环保部门投诉该事件。1999年4月5日S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对被告所排放废水进行检测,发现被告所排污水严重超标。
原告认为,被告设立纸品厂,没有采取符合国家规定的环保措施,直接向河道排放超标废水,给原告鱼池养殖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已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遂于1999年6月30日向XX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代理过程
我们接受原告的委托,担任其诉讼代理人。
首先,代理人调查发现:被告在尚未取得环保许可和企业工商登记的1995年就已经开始从事纸品生产。而被告在开庭时向法庭提交的1996年8月26日《XX县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审批表》等相关手续存在严重缺陷,不足以证明其生产的合法性及其排放的工业废水不存在污染,表现在:(1)环境保护审批表,有效期为二年,已过期;(2)没有排污许可证,又没交纳排污费,不符合向水体排放污染物、工业废水的规定;(3)XX县环保局监测站99年5月28日化验报告单,不能证明被告排放工业废水未造成污染。只能说明检测当日,被告排放废水符合有关标准;(4)被告并未举证其向环保部门申报登记拥有的污染物排放设施、处理设施和正常作业条件下排污种类、数量、浓度等相关技术资料;(5)被告未举证其向运河、渠道、水库等排污有经过水利工程管理部门同意。被告的上述行为违反了1996年5月15日修改后颁布的《水污染防治法》第13条第二款“在运河、渠道、水库等水利工程内设置排污口,应当经过有关水利工程管理部门同意”、第14条“直接或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的规定,向所在地的环境保护部门申报登记拥有的污染物排放设施、处理设施和在正常作业条件下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浓度,并提供防治水污染方面的有关技术资料”、第15条“企事业单位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按照国家规定缴纳排污费”和《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第9条“企事业单位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必须向所在地环境保护部门提交《排污申报登记表》,环境保护部门收到《排污申报登记表》后,经调查核实,对不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及国家规定的企业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的,发给排污许可证。”之规定。因此,被告向水体排放废水的行为具有违法性。
其次,论证被告侵权事实的存在和侵权行为与原告合法利益遭受的损害结果存在必然因果关系。
原告于1993年1月开始,通过承包形式依法取得了位于被告下游的白石机耕路末端鱼池20亩的经营权。被告提出原告未取得《养殖证》权益不合法问题。代理人认为,本案不属于我国《渔业法》调整范围,原告权益合法,被告主张缺乏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
本案事实是:原告鱼池的补充水源是附近唯一的“北港沟”,该水源恰恰也是被告排污之处。被告工厂排污位于该沟的上游,使原告汲水源及附近农田灌溉水源受到严重污染。1996年春节,原告鱼池由于受到污染发生大面积鱼类死亡。原告和相关农户多次要求村领导及有关部门解决处理。1996年8月23日,由村委会召集环保等部门,专门就被告污染鱼池和农田一事进行了调查处理,并做出了《关于纸品厂处理的综合意见》。该意见对被告在未取得环保许可等相关手续情况下开始投产及造成的污染进行了确认。被告也承认了上述事实。但是,由于被告是纸品厂,属重点污染源企业,其排放的工业废水即使在某一时期排放符合标准,但仍含有害成分,对原告鱼池及附近农田的污染仍然在持续。代理人认为,原告鱼池及附近农田的汲水仅依靠并取自“北港沟”。而“北港沟”水体已遭被告排放工业废水污染,直接导致原告鱼池在汲取污染水源后无法正常从事养殖生产,严重影响了原告鱼池养殖的收入,使原告投入鱼池的鱼苗、饲料、油料、人员工资等成本费用无法回收,给原告造成严重的直接经济损失。被告的上述侵权行为是造成原告鱼池养殖损失的直接原因,两者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上述侵权损害的事实,代理人出示了S市环境保护局于1999年8月19日在《XX日报》刊登公布的〈〈S市各类重点工业污染源名单〉〉、S市环保局监测站对被告排放废水的报告单、现场照片、调查笔录、受污染农户集体签名书等大量证据。被告的侵权行为以及该行为与原告的损害后果具有因果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足以认定。被告自始至终均未能向法庭出示反驳原告主张的任何证据,更不能承担环境污染无过错原则条件下的举证责任。因此,被告没有造成污染的主张不能采信、支持。
   最后,确定本案被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根据〈〈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和〈〈环境保护法〉〉第41条“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个人赔偿损失。”以及1991年10月10日〈〈国家环境保护局关于确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复函〉〉规定:“承担污染赔偿责任的法定条件,就是排污单位造成环境污染危害,并使其他单位或者个人遭受损失。现有法律法规并未将有无过错以及污染物的排放是否超过标准,作为确定排污单位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条件。”。本案中被告的排污侵权行为使原告鱼池养殖业无法正常生产、收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12870元。因此,原告恳请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真相,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排除危害,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以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免受侵犯。
该案开庭审理后,一审法院于1999年12月17日向S市海洋与水产局资源环境监测站出具《鉴定委托书》,要求其对原告经济损失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鱼池每年每亩毛利1120元。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被告某纸品厂所排放的污水污染了原告鱼池进水沟水源“北港沟”,使原告的鱼池遭受了污染危害,致使鱼池无法正常生产。判决被告承担环境污染致损的民事责任,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万元。以原告提出的直接经济损失缺乏确凿证据为由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同时,根据《民事诉诉法》的规定,向XX县环境保护局发出《司法建议书》,建议该局依职权责令对被告纸品厂的排污设备进行整改,停止对周围环境的污染。
三、办案体会
   代理人认为:
1、对农村村民从事养殖业,由于其投入的鱼苗、饲料、人员工资等生产成本往往较难取得直接的书面证据,如购买鱼苗、饲料的发票等等,故而举证因侵权遭受的损失为本案的关键。另外,一审法院对损失保护的范围局限于可获利润而不考虑投入成本大小也是不当的。
2、原告养殖鱼池是否属合法,关系到原告的权益是否受法律保护。由于原告系通过承包方式取得鱼池经营权,来源合法。另1986年我国《渔业法》第10条对原告从事淡水养殖是否须办理“养殖使用证”规定不明确,而目前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也未作出这方面具体规定和要求。因此,原告从事鱼池养殖合法性应当由当地的主管部门-----海洋与水产局作出解释较为适宜。为此,代理人就此问题向S市海洋与水产局淡水渔业科进行了专项调查,获取原告权益合法的依据。
3、本案虽为特殊侵权行为,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但作为代理人对环境保护方面的规定进行了解、掌握是必要的。
4、本案应始终把握《国家环境保护局关于确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问题的复函》规定的内容。无论被告提交任何合法的环保手续证明其排污达标,只要论证原告鱼池的损害结果与被告纸品厂排放污水行为存在必然因果关系,那么即使被告排污未超标准,其仍然应承担民事责任。
     5、根据《环境保护法》第41条的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个人赔偿损失。”及《民法通则》第124条和第134条中有关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的规定,法院虽对侵权损害事实予以认定,但没有在判决书中直接判令被告停止侵权、排除危害,而是通过司法建议书形式确认。我们认为,这种处理方式是不当的。因为,虽然法院对被告纸品厂污染问题没有直接处理权,但这并不妨碍法院依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直接判令停止侵权,排除危害。而原告在实际申请强制执行时,法院执行部门可与环保部门配合,联合执法。这样才更有利于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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