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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行之感想

发布日期:2012-07-23  点击率:2112

----汕头市律师协会(广东特力律师事务所)   刘萍律师





20127月初,我代表汕头市律师协会参加了由汕头大学法学院-香港大学法学院合作培训的项目,短短的时间里在香港大学聆听了rich教授关于《教学方法》的课程,前往律政司、香港大律师公会、香港高等法院、香港法律援助署、香港赛马会、香港律师会、香港立法会、香港廉政公署、香港社会服务联会、香港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署等机构聆听相关专题演讲,并进行了交流,获益匪浅。在此要特别感谢汕头大学法学院、前顾问胡红玉女士及香港大学法学院提供的难得的学习机会。

通过到香港的培训,我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行政及社会服务的了解不仅停留在层面上,也有了直观的近距离接触,虽然培训时间不长,但是觉得收获颇丰,感慨很深,这里谈谈香港培训中印象最深的见闻并分享:

一、香港高等法院没有任何安检设施及检查人员,公众可以自由进出高等法院旁听,大众对法律、法庭、法官的敬重发自内心。


在内地很多法院,有严格的安检设施和保安人员,戒备森严,进入法庭需要经过检查、登记手续,有的甚至要法官通知门卫才能进入,越是级别高的法院进出程序越复杂,人民法院人民进去很难。在有些法院门口也会偶尔看到聚集的对案件处理不满的上访人。

香港高等法院的大门口没有任何机器设备及保安来检查进入的人员,大众可以自由进出,旁听自己感兴趣的案件,媒体采访都是很自觉的聚集在法院大门外。虽然香港是个民主、开放的城市,但是在法院门口没有看到类似内地的上访人员。在香港高等法院我们也旁听了两个案件。听审前我们已经被告知,进出法庭需要向法官行礼,听审需要关闭所有的通信设施,否则会构成藐视法庭。听审的两个刑事案件,都是独任法官审理。女法官很时尚,头顶着假发,穿着法官袍很威严,她用英语、粤语双语操控整个庭审程序而游刃有余,开庭现场有多角度的摄录装置并运行,书记官记录很少。通过听审我们感受到了其开庭的庄严肃穆,法官素质非常高对法律很娴熟,我们也感受到了律师、当事人、陪审团、旁听人员对法庭、法官以及法律的发自内心的尊重。

香港的民主法治精神由来已久,民众的诉求有多种途径解决,法律的威信以及对法律的严格遵循,使民众寻求合法的渠道解决问题。我想,这也许就是香港法院不用戒备森严的原因之一吧。

二、香港民主法治的精神,从娃娃开始培养,民主法制精神已经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

香港立法会议员由香港市民选出,立法会大楼也提供多项设施开放用于市民参观,借以加强公众参与并促进公众对立法机关工作的了解。在立法会印象很深的是有两批孩子来参观学习。一批二十多个只有五、六岁的小朋友,在幼儿园老师及立法会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参观学习,立法会还专门设立了儿童学习室。

另外三、四十位年龄大约十二、三岁的孩子在立法会教育活动室上课,并现场模拟立法会开会时的有关场景,香港的孩子从小就接受参政议政、民主法制的思想。在香港民主法治精神已经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



 

三、香港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源于英国,目前已经形成了完善的体系,而中国内地的法律援助无论从机构设置、人员编制、援助范围、还是经费上均有一定的差距。但从法律援助对象来讲,香港的法律援助充分的体现了公平的价值观,而中国内地法律援助制度更多体现的是政府和社会对弱势群体无偿的法律帮助。


香港的法律援助计划有三类,普通法律援助计划(针对一般民事诉讼案件)、刑事法律援助计划和法律援助辅助计划。香港申请刑事或民事法律援助的人必须同时通过“经济审查”和“案情审查”,才能获得法律援助资格,也就是说在香港需要对法律援助申请人财产状况进行审查,同时还要根据案件事实和相关法律,审查申请人是否有机会胜诉,才有可能获得法律援助的资格。法律援助辅助计划为财务资源超过普通法律援助计划的限额但不超过一定数额的人提供法律援助,索偿额不限。在香港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仍然收取相当的律师费。法律援助是政府在一定条件下对受援人的法律帮助,在香港法律援助不一定完全免费。而法律援助署按受助人的财务资源状况或该署在民事诉讼中代其讨回或保留的财产多少,要求受助人分担或偿还该署所支付的诉讼及其他费用,但是一定情况下也有例外。

而在中国内地,依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法律援助分为民事和刑事案件援助两类,没有明确规定案情审查及标准,只要是以下几类案件且符合法定经济标准的都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其中民事行政案件包括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请求给予社会保障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主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此作出补充规定。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一类是不受经济条件限制的:即被告是盲、聋、哑或未成年人等五种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另一类受经济条件限制的:即受经济情况限制的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被害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地方的法律援助条例中有的规定了公民申请法律援助需要具备的条件之一是“因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需要法律帮助”。该规定弹性比较大,内地的“因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与香港的“案情审查”并不完全不同。

在中国内地按照《法律援助条例》申请获得法律援助的公民取得的是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和法律援助机构安排的其他人员的无偿法律服务,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是一种法定的义务。当然政府部门对每个案件给予援助人员象征性的补助。

香港有着庞杂的普通法体系,法源形式复杂多样,诉讼程序甚为复杂,普通市民很难依靠自身力量解决法律问题,而聘请律师费用又很高昂,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就应运产生了法律援助制度,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发展成为完善及独特的体系,但其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公平的价值观;而在中国内地的法律援助制度,更多的体现了政府及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无偿的法律帮助。




四、香港赛马会是一非盈利的博彩与慈善合二为一的机构,马会所得盈余全部用于回馈社会,赢得了公众的信赖和支持。而中国内地的慈善机构,其运作及资金流向缺乏透明度,因此,一个郭美美就导致了中国内地的慈善危机。香港赛马会的资金使用监管方式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香港赛马会是一家保证有限公司,并无股东,收入主要来自赛马及博彩业。马会所得收入在支付派彩、奖金、税收、经营费用以及扣除为改善赛马及投注设施而做出的投资后,余款均用于捐款慈善及社区计划。过去十年马会捐款超过110亿港元,惠及香港社会各阶层,尤其是青年人、长者和残疾人。马会对新到港人士的资助、珠江三角洲的水质治理、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等均拨款援助,其作为慈善机构具有较高的公信力。

而在中国内地2011年一个叫“郭美美”的二十岁网友在网上炫富,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居然自称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由此引发了中国慈善事业的信任危机。究其原因,是中国内地慈善缺乏透明度,没有形成信息公开制度,监督机制流于形式,对捐赠人的知情权、监督权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加上内地慈善机构不低的管理成本,导致了一个“郭美美”就对内地的慈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相信香港赛马会的慈善机构资金管理和监督的经验可以为我们内地慈善事业所借鉴。

 


    短短内容无法涵盖此行所见所闻,虽然已经体会了香港和中国内地体制不同,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法律体系,两地的法律不可移植,但是通过香港之行,我们两地对法律理念有了交流和沟通,看到了香港法治社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法律理念、管理方法、民主精神和权利意识等,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中国内地在社会保障制度、法律援助制度等对弱势群体的大力保护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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